汉文帝刘恒登基后，得到了周勃、陈平等有功之臣的强力支持，稳坐帝位。那么，在刘姓王爷中炒股配资平台，谁的处境最为尴尬呢？虽然不少人会认为是刘襄和刘章兄弟，毕竟他们在继承皇位时有很高的声望，且在平定诸吕之乱中功劳赫赫，刘襄还是刘邦的长子长孙。然而，还有一个人的处境远比他们更为棘手，那就是淮南王刘长。
刘长的尴尬，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：第一，他与已故的吕后有着深厚的关系，这使得他成为了当时反吕的政治斗争中的重点打击对象；第二，随着刘恒即位后，刘邦的八个儿子只剩下了刘恒与刘长，作为刘恒的弟弟，刘长在威胁皇权方面的潜力更大；第三，刘长天生力大无穷，继项羽之后成为又一位力能扛鼎的猛将，他的勇猛和好斗，使得他成为一个极具不确定性的因素。
展开剩余86%回到汉文帝即位后的“三权斗争”局面，汉文帝的政治地位最为稳固，毕竟他是通过合法的程序成为了皇帝；军功集团则凭借强大的实力通过联姻和结盟稳固了自己的权力；而刘姓王爷则在三方博弈中处于尴尬的位置。
这种三足鼎立的局面，大家应该都比较熟悉，最终的结局往往是其中一家统一天下。汉文帝的解决办法是逐步削弱其他两方的力量，同时扶持一方，直至最终能够击破对手，确保自己的掌控。具体而言，汉文帝通过平衡三方势力，采取了温水煮青蛙的策略。首先，他安排亲信宋昌任卫将军以控制南北军，张武为郎中令负责宫廷禁军。然后，他让军功集团的势力有所体现，周勃、灌婴和陈平分别担任右丞相、太尉和左丞相；此外，刘姓王爷的势力也得到了恢复，比如刘友的儿子刘递被封为赵王，琅邪王刘泽被封为燕王，鲁国被废除，薛郡被归还楚国。
这场博弈中最基本的原理是，在没有绝对控制其他两方之前，任何一方都不应让其他两方完全丧失自保能力，避免最终落得“兔死狐悲”的结局。就在这个局势中，原本最为尴尬的淮南王刘长，反而迎来了转机。作为汉文帝唯一在世的弟弟，刘长不仅成为了政治标杆，也成为了汉文帝的潜在盟友，帮助他抵制其他力量。
然而，刘长并没有意识到这一复杂的政治局势，反而因为从小受到父亲刘邦和吕后宠爱，再到汉文帝的特殊照顾，他开始产生一种“我就是第二号人物”的错觉，逐渐走向作死的道路。
刘长有多么桀骜不驯？他与汉文帝相处时，不分场合都以“兄弟之礼”示人，这非常危险。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先论君臣关系，再论兄弟关系。而他不仅如此，甚至在待遇上也不加掩饰地与皇帝相提并论。他对汉文帝的政策法令常常视若无睹，完全不加理会，表现出极为放肆的态度。
这些种种行为，汉文帝初期都能够容忍，心想着这位好弟弟有着更大的用处。但当刘长越来越放肆，开始挑战汉文帝的权威时，最终爆发了不可避免的危机。
公元前177年10月，长安发生了一件震惊朝野的大事——刘长亲自下令杀死了开国功臣、辟阳侯审食其。审食其本是刘邦的亲信，在高祖、惠帝、吕后的朝中屡建功勋，但却在刘长的命令下惨死。
这一事件的性质极为恶劣。首先，审食其身份显赫；其次，事发地点在天子脚下；最后，刘长公然在大白天实施行凶，且割下死者头颅四处炫耀。面对这起惊天案件，刘长的辩解显得荒谬无比，他以为自己为母亲复仇、为国家除害，辩称审食其是吕后外戚的帮凶。然而，他所谓的“罪状”根本站不住脚，且根本与审食其无关。
面对这一恶性事件，汉文帝并没有立即做出决断，而是选择包庇。最终，他决定特赦刘长，表示认为刘长为母复仇情有可原。很多人认为汉文帝对刘长的纵容让人难以理解，但背后是否有更深的政治考虑呢？或许，刘长就是汉文帝用来清除对手、打击势力的一枚棋子。
在刘长之后，刘长的骄横越来越严重，他的种种行为令百官惧怕。即便如此，汉文帝依旧未果断制止，而是让他愈发猖狂。三年后，刘长又策划了一起异常奇葩的叛乱事件：四十辆大货车、七十人、联络匈奴和闽越。这一出闹剧令人不解，刘长自知自己必败，却仍主动接受审查。
最终，刘长被召至长安。朝中大臣一致要求汉文帝处置刘长，但汉文帝再次上演“温情包庇”的戏码。他一开始试图通过“审理”来推脱责任，最终虽然判决刘长死刑，却又以“兄弟情深”为由，决定仅废除他的王位，流放至蜀郡。
刘长的流放表面上是软禁，实际上却是“捧杀”。他一路被游街示众，最终绝食而死。
这一系列事件表面上看是刘长咎由自取，但实际上，汉文帝在其中的角色显然不容忽视。从最初的宠爱、放纵，到最终的推卸责任，汉文帝的“捧杀”策略彻底导致了刘长的自毁。
许多人认为，刘长的结局不外乎自己咎由自取，但如果从更深的政治角度来看，汉文帝的“宽容”实际上是一种致命的放任，这种手法同样被应用在许多后代政治博弈中，譬如袁绍和弟弟袁术的关系。
最终，刘长的死成为了汉文帝一生中最深刻的政治教训之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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